復旦百科

佩琳院


“我做了她二十三年的丈夫,很親切的了解她的為人,所以我終究能說:‘夫人是一個可愛的妻子,忠信的伴侶,模范的母親,更是一個真實的基督徒。’”

——李登輝

  

李登輝固然以教育家名世,然亦是一位懂得愛情的性情中人。當年的學生曾在回憶中寫道:“圖書館(今天的校史館)未擴大修建時,李老校長即寓居該屋樓上。時李校長新婚未久,伉儷情篤,每晚偕夫人自滬乘小汽車返校,行經草坪時,但聞My Dear之聲不絕。”


在校史館的西側,原來有一棟三層樓大屋頂建筑——佩琳院,與仙舟館、簡公堂等老建筑構一起,構成一道“民國風景線”。每一棟老建筑,都曾經發生過數不清的老復旦的故事。

佩琳院因何而得名?

一看便知,這是為了紀念一位女性而命名。“佩琳院”是為紀念李登輝校長的夫人湯佩琳女士(1887—1931)。佩琳院見證了李登輝的愛情故事。重拾這段幾乎湮沒的往事,讓我們看到這位教育家篳路藍縷建設復旦的背后,一直有位賢內助在支撐著他。當妻子身患不治之癥的時候,李登輝是如此傷心和無助,甚至在他人慫恿下去相信現代迷信——沙盤扶乩術,希望通過神秘經驗得到神靈的庇護,治愈妻子的頑疾。現代迷信當然救不了妻子,疾病最終奪走了妻子的生命,他的精神近乎崩潰。看完這個故事,將會對李登輝校長的愛情觀、家庭觀有進一步的認識。

李登輝認為,人生取決于兩種重要的元素,一是遺傳,這是從我們父母的身體上、知識上、以及心靈上留傳給我們的;二是環境,這是從我們的家庭、學校、伴侶、教育等等施加給我們的。換句話說,包括我們的時間與空間,都直接間接地影響我們!從這兩種影響,再加上我們的個性,于是就形成我們自己的品德與人格。李登輝回國后在上海生活了42年,與湯佩琳共同度過了23年。伴侶對李登輝的影響至深且巨。從李登輝與湯佩琳的愛情故事,我們看到了伉儷深情、教育興國與皈依宗教三者是如何融合為一體,凝成一股強大的精神原動力,幫助李登輝實現了他的教育救國夢。李登輝畢生精力盡瘁復旦,他的教育救國夢就是建設復旦的代名詞。

湯佩琳的父親湯錫昌是上海南門長老會的牧師,母親也是虔誠的基督徒,生有四女二子,佩琳是家中的老四。佩琳還有另外一個美麗的名字——海倫(Helen C.L.Thaung),這是她受洗成為一名基督徒后的教名。

佩琳六歲進入南門清心女學讀書。清心女學當時的教育還處于起步階段,佩琳在那里也學過英文,但日后她回憶說,“那不過是毫無系統的學習。”讀書之余,她又學會了彈鋼琴,在朋輩中琴藝首屈一指。佩琳又富有辦事才能,深受清心女學校長器重,畢業后被聘為本校教員。這時佩琳18歲。直至22歲與李登輝結婚,佩琳在清心女學任職四年。

1905年5月,李登輝只身從南洋回到祖國,在上海青年會立足。一到上海,他就與宋耀如、顏惠慶、王正廷、曹雪賡等人創辦寰球中國學生會并任會長。與此同時,他又擔任了剛創辦的復旦公學英文部主任。這一年,李登輝34歲,是不折不扣的大齡青年了。李登輝七世居南洋,九載留學美國,除了一顆報效故國的愛國心外,對祖國多半是飄忽模糊的意念,而非血肉相連的熱土深情。都說萬事開頭難,可是李登輝在生活還有比常人更難的地方,他連一句中國話也不會講,筷子也不會用,上海的氣候、飲食和生活起居都十分不適應。事業起步階段的李登輝,處境的艱難,可想而知。他多么希望有一位賢內助,來幫助他適應上海的生活和環境。

回國第二年,李登輝在圣約翰大學的一次音樂會上第一次見到了湯佩琳,被她那雙充滿智慧的眼睛打動。李登輝曾深情回憶說:“她第一次給我的印象,使我去追求的,就是她那對有智慧的眼睛,閃閃的四面照著我,我就似領受了人間所有的青睞。”經基督教青年會總干事曹雪賡的幫助,李登輝如愿以償,與佩琳訂婚。據李登輝好友、曾任清華大學校長的周貽春說:“余(周貽春)與李校長相識,即在該會(寰球中國學生會)。是時李校長意欲妻一中國女子,但乏人作介。一日,在會中見某小姐,李校長頗有意,惟苦不知姓名與住處,偶與會中干事曹雪賡君談及,則曹君固知某小姐之姓名與居處,為素相識者。李校長乃于某日派人雇一高大馬車,衣大禮服,偕同曹君夫人往訪……”

兩人交往六個月后結婚,組建了快樂的家庭。李登輝請了自己最崇敬的人——他在美國俄亥俄州韋斯利陽大學讀書時的校長——做證婚人。李登輝以一名虔誠的基督徒著稱,而這位校長正是為李登輝施洗的牧師。

婚后,佩琳自許“將盡量使李登輝得長久的享受家庭快樂”。佩琳是個注重實際的家庭主婦,給李登輝帶來了美滿的生活。李登輝曾這樣贊美妻子:

“我們的家務,沒有一樣不是經過她所勞苦努力的,她親自主中饋,以增進烹飪的佳美,指導仆役整凈房舍,為小孩縫紉,經理購置家中日常需用,有條有理,煞費經營,待客殷勤,符合經訓,有暇則從事音樂,不自寬假,我可以說,因她可愛的人格,可敬的行止,可欽佩的德容,使我得了許多中外的真實朋友!”

“夫人活潑無懈的天性,終日勤勞,不教有片刻時間耗費過去,有時對于新法制造食品,或刺繡手工和縫紉,以及彈奏鋼琴,整理家具,既有充分經驗,且要去一一的實行出來。”

“她是我所不能離開的,她使我領受了人間的慰藉和快樂,她使我更會享受這短促的人生。”

“結婚后這二十三年中,大半都是一處共同生活,因性格和趣味的契合,我們伴侶生活從不感覺絲毫怠倦。夫人用她種種方法來使我快愉,一切賢淑的德言容工,她所有的過于她所學得。總之,她是一個能為人模范的家主婦。”

據跟了李登輝一輩子的中文秘書季英伯說,李校長初回國的時候,對祖國的風俗、習慣、人情……可說是完全陌生,要不是和李師母結婚,天天受其愛妻的熏陶,他不可能長久定居中國。

李登輝也曾經是個“富二代”。他出生在印尼雅加達一個富商家庭,父親對他花錢從不加限制。到美國留學,李登輝也曾系統地學習經濟學,對經濟學理論諳熟于心,但他在實際生活中花錢卻毫無節制,“耗費的習慣常常強烈的引誘著我,所以我雖已有一個大學教授或主任的月薪,從沒有積聚存留。”但結婚以后,這一壞習慣徹底改了。在佩琳幫助下,李登輝學會了儲蓄,學會了理財,變成一個“有預算的人”。李登輝深有感觸地說:“我可以說,一個成年人生活貧富的命運,完全賴家中妻子處理經濟方法如何而定。”他還敬告世人:“不要在跳舞場或賭博場去選擇妻子,當在和平而且有秩序的家庭中去尋求。”

佩琳體質很弱。結婚數月后患了闌尾炎。當時人們還不相信開刀能治療闌尾炎,所以佩琳的師友和親戚都反對開刀。結婚后第一年他們有了一個孩子。李登輝十分推崇孔子,服膺孔子倡導的仁義禮智信五德。多子多福,李登輝希望能有五個孩子,照孔子的五德順序取名。因此第一個孩子取名“友仁”。

生下友仁后,佩琳健康更不如前。此后佩琳還生了三胎。第二次懷孕生下一女孩,不久夭折。第三次懷孕產下一對男雙胞胎,由于未曾足月就生產了,所以只活下一個,也僅哺乳了幾個月就死了。1917年春天,友仁不幸被猩紅熱奪去生命,年僅九歲。這對于佩琳是一個重大的打擊,她在書籍中尋求精神安慰,好幾年后才漸漸恢復常態。四個孩子全部夭折后,李登輝從南洋帶回兩個侄兒李賢政、李賢治。李賢政清晰地記得,伯母(佩琳)從小培養他們的衛生習慣,凡是帶回家的硬幣,總是要他們先洗得干干凈凈,再裝入口袋里。知情的校友分析說,李校長夫人有潔癖,太愛干凈,反而導致免疫力差,疾病纏身,英年早逝。

為了改變環境,恢復佩琳的健康,李登輝帶妻子到南洋一帶旅行了半年。李登輝也藉著這個時會,為復旦向南洋的親友募得巨款。從南洋回來后,在江灣陸續購地60余畝土地,為復旦大學打下了堅實的物質基礎。佩琳協助李登輝共同為新校舍努力籌畫。在建設江灣永久校址的四年中,“有三年她相助管理雜務,并查考一切賬目,她很勤勞的供職,真值得人們紀念的。”

復旦是私立大學,經費緊張,入不敷出。佩琳建議李登輝著書來緩解學校的經濟困境。李登輝久無心于著述,但她勤懇地勸說:“我們當未雨綢繆。”最后李登輝被她鼓動了,替幾個學校編著了幾本教科書。在編著工作中,佩琳是出力最多的助手,負責抄錄稿件和打字校對。

除了是一位賢內助,佩琳也熱心服務公共事業,曾為上海清心女校董事,同時又在全國女青年協會等好幾個機關服務,直到她生最后一次病時為止。

1929年佩琳的病情加重。這年夏天,李登輝帶佩琳去莫干山度假。過了暑假回來,佩琳預感自己將有不測。她對李登輝說:“今年我四十五歲,這是我們女人一個極危險的時期,常時有女子在這個時期去世。”誰知一語成讖,她的話竟成了預言。

佩琳住進了上海療養院,醫生檢查發現佩琳長了大小兩個毒瘤。接下來的三個月觀察期中,每月去醫院檢查一次。佩琳總覺得胃中有氣,任何醫藥都無功效。1930年6月下旬,佩琳忽然胃痛,再次住院,查出是很厲害的腸癰,唯一的辦法就是開刀。手術雖然順利,可是醫生卻告訴李登輝,佩琳“有一已長至最末期的癰,她的死期即在數日或數周之內。”聽了這不幸的預后診斷,李登輝不能用筆墨言語來形容當時精神上的慘痛,“我的勇氣,我的希望,我的判斷,我的信仰,在當時離開了我,我失去了祈禱的能力,我不能把這可怕的消息告訴她。”

這時李登輝的內弟湯仁熙(曾任上海青年會總干事)建議用沙盤扶乩術,用信靠神和祈禱來治病。這是湯仁熙熙剛從美國學到的特殊奇妙靈性的經驗。于是李登輝和湯仁熙開始虔誠地祈禱。佩琳在病患中也倚賴這種靈性的信仰來忍受她的苦痛。她已變得很有耐性,可是痛苦還在繼續增加。為著急救,暫時給她打了幾針嗎啡。

最后,佩琳決定不再用藥石醫治,而全靠信心。李登輝把佩琳接回家,因家里可以自由聚集為她祈禱。從此她的痛苦漸漸消失,有振作的氣象。在第五個禮拜后,她已能小坐,還到禮拜堂作過一次見證。只是背痛時時需人按摩,而且腳也漸漸腫起來,不久浮腫了半身,這又使她臥床不起,直至她離開世界。

在生命最后的六個月,佩琳顯示出一種非常人所能忍受的忍耐和信仰。半身浮腫,給她多么不舒適,有時只能靠著半邊;如果右邊困乏,又才換到左邊,使右體稍微舒適一刻。

1931年的正月四日早晨兩點鐘,湯佩琳辭世!這一年,她剛好45歲。

四個月后,復旦的校醫院落成。該樓為三層樓房,底層為各科診室,二層為病房,三層為醫護人員宿舍,有冷熱水管及衛生電化設備,“住院病人概不收費”。設施這樣先進的校醫院,當時在國內大學還不多見。該院受到了南京國民政府教育部專員的贊譽。校務會議決定,為了紀念湯佩琳女士,該院命名為“佩琳院”。佩琳院正中懸掛湯佩琳的大幅照片。

校醫干縫時回憶說:“老校長(李登輝)自是院落成后,幾乎每日必至,流連一時:或指導種植花草,或出席院務會議增添醫療設備。遇有達官洋人來校,必首先領至佩琳院參觀,遇有同學患病住院較久者,常親至床前禱告。”

佩琳院的故事講完了。很傷感,也略顯冗長。故事也很平常,同樣的遭遇,平凡的人生中常常會遇到。但故事體現了李登輝校長的家庭倫理觀和女子教育觀,所以筆者不惜費筆墨來敘述。

李登輝的女子教育觀信奉賢妻良母主義。他服膺一句英國諺語——“搖動搖籃之手可以搖動天下。”對于一個社會來說,男女各有分工,女子成為賢妻良母,比成為各科專家更重要。他批評現代女子教育與家庭幸福背道而馳。

他素來認為男女同校無此必要,中國不必事事模仿西方。他也主張男女平等,主張女子有受教育的權利,但是“男女分校更能各自發揮其所長”,因此不必男女同校。

這些觀點略顯保守。

李登輝接受的是19世紀末期美國耶魯大學正統的西方古典訓練,耶魯的教育給予他深刻的影響,他的一生圍繞傳播耶魯的理念而展開。把復旦建設成中國的耶魯,是他畢生的理想。把一個國家的富強,奠基在每一個家庭的幸福基礎之上。這一點極其重要。道理很簡單,但實行起來卻不簡單。在家庭倫理和社會道德上的保守,與自由的科學探索并不矛盾。復旦校歌中就有“學術獨立、思想自由”。從李登輝的身上,我們也能隱約看到耶魯大學保守的家庭倫理觀和女子教育觀。這些問題,今天仍值得討論。

上世紀九十年代,佩琳院被拆除,建成現在的復旦校醫院。這是后話。

摘自《桃李燦燦 黌宮悠悠:復旦上醫老校舍尋蹤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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